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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益（公元1871年—1949年），名承祖，字子益，白族，今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人。清末民国年间著名的医学家，白族历史上最杰出的医学家。

彭子益其父在黔（贵州）为宦，出生于贵州的彭子益自幼家学严谨，年长后向黔中名流广为求学，涉猎广泛。尤其天性嗜医，钻研颇深。后游历京师，曾任晚清太医院医员，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医学典藏，医术名著于京城。辛亥革命后，山西督军阎锡山闻其名，延请彭子益北上山西，先后任汾西县（1915年，今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介休县（1916年，今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县）、霍县（1917年—1922年，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县）、平陆县（1922年—1925年，今山西省运城市平陆县）、灵石县（1925年—1927年，今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新绛县（1927年—1931年，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知事、县长等职。1919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后，彭子益兼任研究会名誉理事、理事，附设医学传习所、医学专门学校教员，编讲《医学丛谈》课程，在公余外积极参与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工作。任灵石县知事期间，彭子益在该县城东介庙创办绵山中医院并亲自临诊。应诊、求学者络绎不绝。

1931年前后，由于中原大战中的阎锡山战败下野，加之抗战爆发。彭子益辞官离开山西，赴南京任中央国医馆编纂委员。1935年著成《中医系统学原理》书稿。1936年夏，中央国医馆举办中医特别研究班。国民党政要陈立夫推荐彭子益担任该班系统学课程的教授。1937年彭子益先后到北平国医学院、南京国民政府行政学院卫生特训班、江苏省医政学院讲习中医系统学，一时间中医界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彭子益的名声还远扬到业外。铁道部技正孙子明，邀集有留学欧美背景的政要员六十余人，先后在南京第一公园、五洲公园听彭子益讲演生命宇宙学说。孙子明感慨：“现今世界科学方法所不能解决之事物，惟生命宇宙耳；彭叟将我中国古代的形上文化，与现代世界的科学文化，合而为一，由大气运动中得着解决。”表明了这些接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人物对其理论的理解和认同。

南京失守后，彭子益返回故乡云南。在云南民政厅长丁又秋的支持下，举办了昆明市中医学特别研究班，开展中医教育，先后教育培养了400多名医学爱好者。同时，筹划设立中医院。后因重庆和成都国医学校延聘任教，计划未及施行。1942年，因其婿抱病广西桂林，电促往诊。后留广西桂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博白（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合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等处讲学数载。1949年应越南海防市（越南直辖市，规模仅次于河内市和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三大城）为市长之邀前去应诊，突发疾病去世。

彭子益在研习临证中医的心得，均编为讲义，印发学子。在担任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期间，彭子益编撰《医学丛谈》（后改名《实验系统医学》）。在此基础上，1935年著成《中医系统学》。1935年—1939年间，先后在《文医半月刊》分26篇，1937年—1941年间在《国医砥柱月刊》（后改名《国医砥柱》）分13篇连载。同时，彭子益对文稿不断充实修改，先后更名为《唯物论的系统医学》、《系统的古中医学》等作为各讲习班教材。1947年，彭子益在前后修订三十余次后，正式定名为《圆运动的古中医学》出版。

彭子益为保护和复兴中医，传承古中医学正统，足迹遍及山西、湖南、江苏、四川、广西、云南，所到之处，办学、讲学，为民众义诊，口传身授，引导学生从事古中医学的临床验证。大半生都是在讲授中医学理论和培养中医人才中度过的，为中医复兴做出了贡献。

云南著名学者方树梅先生曾评价：“近代愈加奇形研习，从事著述，辨证之细，析理之精，皇皇巨著，为滇医界放大光明者，则以彭子益先生为最著。”这是对彭子益在近代云南医学史上的作用给予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国当代中医名家李可，称其为张仲景之后第二位中医圣人，曾尊称其为“彭子”、“中医复兴之父”。

近代中医生存空间日渐逼仄，但无论是“中西医汇通”，还是“中医科学化”，最后都陷入“中医不科学”的悖论，面临丧失中医自身的困境。曾经积极参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近代名医彭子益，萌发了中医系统论和西医还原论范式不可通约的观点，站在纵深的视野，向传统中医回归。在继承发展“医易同源”理论和黄元御学说的基础上。彭子益构建出体系完整的中医圆运动模型，认为处于宇宙万物升降浮沉循环运动规律中的人身，其经络也如轮辋循行运动。如果轴不旋转，轮不升降，则发生患病。各中医流派治病的原理，都可以归结为从不同着力点恢复正常圆运动。

彭子益的圆运动学说，以易经河图中气升降圆运动之理，破解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温病学说的千古奥秘，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古中医学，成为当代中医学的入门向导，成功阶梯。

彭子益一生著述颇丰，著有《生命宇宙篇》、《伤寒论六经原文读法篇》、《伤寒方解篇》等16种，是我国中医学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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